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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放与工业经济发展研究
贵阳市城镇工业联社网站 http://czgyls.gygov.gov.cn | 更新时间:2014-03-20 | 来源:贵阳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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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放与工业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丁永健,陈艳莹,王倩

 

2012820-21日,2012《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暨深化改革开放与工业经济发展论坛在辽宁大连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和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会议提交学术论文41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72位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开幕式由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原毅军教授主持,大连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康旭东教授致辞。会议由专题报告会、分组报告会、企业实地考察三大版块组成。

专题报告会分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做“中国工业化的现状与未来”主题报告,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原毅军教授做“深化合作开发,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主题报告。第二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黄群慧研究员做“管理学研究方法:多元化与科学化”主题报告,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副主编李海舰研究员做“关于案例研究的若干认识”主题报告。专题报告会分别由东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勤教授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曲创教授主持。

分组报告会设四个会场,分别由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顾乃华教授、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汤吉军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立敏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于左研究员主持,并由江飞涛、任曙明、邓可斌、王征、简泽、石军伟、文嫮、沈红波、李静、霍春辉、靳晓东、程愚、杜龙政、陶锋等作重点评论。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考察了大连科技创新城、大连软件园和大连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一、工业化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就“中国工业化的现状与未来”作了主题报告,报告从我国工业化面临的现实矛盾出发,结合国际经验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新特点,就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工业化道路和工业强国建设、工业化的前景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并指明了若干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金碚研究员指出,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却出现了很多与工业化中期并不完全相符的特征,存在两个悖论:一是工业化的进程尚未完成,但很多产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二是工业化中期应该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但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认为并不能因此判断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步入后工业时期。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个论断本身提出了广泛质疑。如部分学者认为美国依旧要发展制造业,如果只从事研发、设计等服务环节,而将制造业外包出去,就难以维持美国在飞机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领导地位。金融危机后一些制造环节开始回流美国,出现了再工业化趋势。因此,世界并没有渡过工业化。他指出,中国到底处于工业化的哪个阶段?如何判断中国工业化所处的现状?需要学术界根据事实而不仅仅是统计数据,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工业化道路和工业强国建设,金碚研究员研究指出,不同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具有多样性。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约六十个国家,成为工业强国的为数不多,仅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十多个国家。他据此判断,中国的省、市,未来能成为工业强省或工业强市的可能只是少数。中国已经成为工业大国,在生产规模、性价比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可能转移。工业强国的标志,是能在一些产业长期占有制高点,如德国的印刷机、瑞士的钟表。中国能否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有三个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要素与区位、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他特别强调了社会文化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指出工业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和经济过程,而是个文明过程,西方的工业化源于其文化,如德国家庭崇尚制造,瑞士以蓝领为自豪。中国的东方文明嫁接西方工业化之后,还需要发展有利于工业化的文化,并将之硬化为社会制度和全民的行为。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支撑工业强国?需要找到恰当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工业化的前景,金碚研究员认为,中国是大国,只有发展强大的制造业才能保障日益庞大的国家利益。需要一定的定量分析工具衡量每个产业与世界制高点的差距,通过技术追赶或创新,走向产业的顶端。中国制造业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成为工业化强国任重道远。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燕妮博士等在论文《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将客观因子分析法与主观打分法相结合,测度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失衡程度,分析了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发现中国经济结构整体失衡水平呈U型变化趋势,五大结构的失衡水平不断恶化,建议通过产业结构与五大结构的均衡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毛丰付副教授在《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劳动生产率增长》一文中,考查了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发现我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城市劳均资本存量投入的结果;工业化倾向对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有着正向的作用;城市产出效率增长能看到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人口规模增加的集聚效应带来的,城市本身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大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相对优势正在减少。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刘瑶博士等的论文《外包拉大了工资差距吗?——基于行业技术特定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讨论了发展中国家承接高技术外包和低技术外包对本国相对工资的影,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承接的非熟练劳动外包会缩小我国的工资差距,行业的技术特定性会加强外包的工资效应。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王建林博士的论文《煤炭价格推动高了通货膨胀吗?——基于拔靴方法的检验结果》发现煤炭价格既对通货膨胀存在正向影响,也存在负向影响,两种效应的累加最终使得煤炭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不显著。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后王锋在论文《中国省区能源与环境效率提高潜力:基于DEA窗口模型的测算》中,测算近十年各省区的能源与环境效率,发现除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安徽和贵州的外,其余省区的能源效率均呈上升趋势;碳强度下降潜力和SO2减排潜力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湖南省统计学会常务理事曾斌求交流了论文《新形势下加快湖南产业转型的现实压力与路径选择》,认为湖南必须立足投资主导工业推动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将发展动力由重投入转向重创新、目标由重总量转向重质量,努力实现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李北伟教授、董微微博士提交了论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吉林省经济结构变化趋势研究》,建议吉林省应调整投资领域和方向,使资本形成总额占总产出的比例降低到较为合理的水平。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杜媛博士的论文《基于集体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解释为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结果,并从技术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能够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集体物品,以及各类集体物品提供中的集体行动问题,为我国政府提供了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一些政策建议。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彭宜钟、浙江财经学院政府管制研究院王岭在论文《消费者“面子”偏好及其对我国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影响分析》中,深入研究了我国消费者的面子偏好对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影响。发现对于面子功能较多的汽车而言,需求价格弹性反而较小;高价车型燃料成本、保养维修成本及其它使用成本的降低能增加需求;低价车型的工艺改善将会减少需求;贷款利率的降低能够增加高价车型的需求。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文嫮副教授的论文《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就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交流。论文建立了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因素在推动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最为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宽容、人才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政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并不太显著,并就此结论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黄南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及培育机制研究》这一论文,就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及培育机制进行了交流。认为在发展动力上要走政府与市场共推动型道路;在技术创新上要走模仿创新为主的发展道路;在主体培育上要走企业引进与本土优势激发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策略上要走重点环节和重点产品先期突破的道路,同时还提出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七大培育机制。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博士杨菂提交了论文《产业融合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增长引擎》。论文以国家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背景,探寻了信息产业的新一轮产业融合趋势,并从企业微观层面、产业中观层面及国家宏观层面对信息产业新一轮融合增长态势进行了全面分析,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张善森、教授陆伟刚在论文《双寡头搜索引擎平台竞争策略设计》中,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并运用霍特林模型对搜索引擎平台在用户多归属下的竞争策略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平台匹配技术的提高可以提升定价水平;实施差异化策略有利于平台制定较高的价格;平台可以合理地通过分享用户外部性去获得类似于通过价格结构设计减弱用户外部性的效果而取得收入和增加利润;平台有动机去提高多归属用户的定价水平而在平台另一边实施补贴获得更多的用户,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董维刚博士交流了论文《多归属情形下产业间平台合作的经济效应》,他发现随着合作带来参与平台上用户固有收益水平的提高,该平台将提高对两边用户的定价,不仅如此,合作还增加了参与平台上双边用户定价的非对称程度。对与之竞争的非合作平台而言,合作会降低其双边用户的定价,而合作对非参与平台上双边用户定价的非对称程度的影响,则须视平台差异在单归属边的体现程度而定。

江苏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司增绰副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苗建军交流了论文《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产业依赖规律与产业地位演变——基于江苏省经验的实证研究》。发现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大,但感应度系数较小。

三、创新与工业企业竞争力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原毅军教授以深化合作研发,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题做了主题报告。报告系统阐述了合作研发这一企业技术创新的新途径,指出在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企业仅依靠自己的科研力量很难应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必须面向全球资源开展合作研发活动,通过世界范围的学习获得知识、信息、人才和创新灵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原毅军教授按照合作研发的三种形式:企业技术联盟、产业技术联盟、产学研合作,分别分析了中国工业企业合作研发的现状。他重点研究了企业合作研发的成功要素:合作伙伴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合作伙伴的学习能力;组织模式选择,股权型的技术联盟稳定性强,契约型联盟则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创新模式,包括自主创新、模仿创新、限制性自主创新等;合作研发成果的共享,或者通过合作研发组织内部共享,或者通过平台来实现;合作研发的稳定性,取决于合作伙伴的匹配性、合作过程的互动性、合作成果的共赢性。原毅军教授还指出了合作研发领域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政府在企业合作研发中的作用、合作研发的协同创新机制、合作研发的网络化、面向全球资源的合作研发模式等。

东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张宗庆交流了论文《中国企业创新之谜——基于赶超劣势与周期性围困的假说及其检验》。论文提出了技术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企业创新周期性围困假说。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存在新产品生产率决定出口新产品出口学习效应现象;始终显著促进创新活动的因素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增长、企业无形资产的积累、内部研发支出强度、与外部合作研发活动的开展、来自高校和下游企业的创新来源以及企业内部资金;政府资金在中等规模企业创新上作用最显著。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汪建提交了论文《创新、知识资本与企业成长》。论文首先通过构建模型探讨了知识资本、创新与企业成长间的内在联系,随后采用分位数回归来研究不同的分位值创新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均衡的研发投入取决于企业的知识结构及创新收益弹性,知识资本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是两方面的,并最终收敛于稳定均衡状态。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任曙明交流了论文《纵向关联市场中企业创新行为研究进展》。论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纵向关联市场中企业行为的研究,从企业纵向控制和上下游企业合作创新两个角度探讨了纵向关联市场中企业的创新行为。她还分析了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上下游合作创新对创新水平、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政府实施反垄断规制和鼓励技术创新等提出了建议。

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博士余泳泽的论文《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研究》,从创新价值链角度出发,利用DEA模型考查了创新过程中同阶段的创新效率。发现产学研合作程度对各阶段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创新投入的资本偏向性对产品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影响,研发活动的拥挤外部性在研发创新环节显得较为突出,且企业的规模越大创新效率越高,国外技术引进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企业产品创新效率。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杜龙政交流了论文《基于大型企业的十二大产业技术创新评估》。论文挑选了有代表性的十二大行业,每一行业选取领先的二十家左右大企业为代表,对其技术创新水平展开了评估,然后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后蒋仁爱在《中国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研究》一文中,对中国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研究所投入要素对总收入和科技收入的贡献份额,由大到小依次为:非研究生科技人员、科研业务费、研究生科技人员、科研设备费,研究所的科技投入总体上不存在规模效应。随着投入要素规模的不断增大,非研究生科技人员的边际产出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其它三种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则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讲师丁重的论文《粤商“敢为人先”VS浙商“应变开创”》就中国企业是否具有创新精神进行了研究。他运用公司特质信息变量来表征企业独有的精神特质,引入企业专利权数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粤商还是浙商,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创新精神都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但相对而言,粤商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创新特质要强于浙商,粤商的创新特质在实用新型专利的研发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立敏《国际化战略有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吗》这一论文,就企业实行国际化战略是否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进行了深入研究。论文以中国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资源基础观RBV出发,建立了创新性的具有双重调节变量的国际化战略企业竞争力关系模型,成为对以往产业基础观理论视角的有力推进,既具有高度的战略管理理论创新价值,又可产生重大的实践应用意义。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陶锋结合知识溢出和创业管理的最新理论进展和实践,在《基于知识溢出的知识型创业机制》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基于知识溢出的知识型创业机制,评估了知识溢出源、溢出渠道及知识吸收者对知识型创业过程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具体讨论了空间集聚效应、社会网络效应、人才流动效应和知识产权市场等四种知识溢出渠道的作用。研究还指出,知识吸收能力应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关键维度。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刘伟副教授基于制造行业年度部门投入产出表,在《买方市场结构与卖方绩效》一文中通过构建跨行业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就我国制造业买方市场势力是否对卖方绩效产生影响进行了重点检验。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买方抗衡力量假说,制造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买方市场势力与卖方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买方集中度是衡量买方势力的较好指标,而卖方利润率与买方部门离散度无显著相关关系。

东华大学博士肖岚、教授程隆棣的论文《产业升级的悖论:基于SCP范式的国内外碳纤维产业比较分析》对国内外碳纤维产业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碳纤维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而我国碳纤维生产企业规模不足,出现了高技术产品同时也是低利润产品这种矛盾的现象。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程愚副教授交流了论文《探究商业模式的理论模型:以路达(厦门)工业有限公司为例》。论文运用内容分析方法抽象出商业模式的3种基本要素,确切阐明了商业模式要素的理论联系机制,发展了一般性商业模式理论模型,并提出了若干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命题。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窦一杰在论文《消费者偏好、市场准入与产品安全水平》中,针对采取不同产品安全战略的两个寡头厂商,建立了两阶段博弈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重点讨论了消费者产品安全偏好支付系数和产品安全市场准入值两参数变化带来的影响。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生朱文兴交流了论文《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生成及演化机制——基于企业关系的模型分析》。论文认为初始条件对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成员企业交互影响程度的加深,网络演化呈现出初步形成成熟运行革新/衰退的阶段特点。

四、制度转型背景下的工业企业发展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李静副教授的论文《要素配置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998-2007》运用全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构造了资本、劳动配置扭曲指数及企业个体、总体扭曲指数,实证分析了要素配置扭曲及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和劳动均存在扭曲,且资本扭曲比劳动扭曲更为严重;国有、集体企业比其他类型企业的扭曲程度更高;资本配置扭曲在样本时间内呈上升态势,劳动扭曲与总体扭曲指数波动较小;制造业扭曲程度高于其他行业;东部扭曲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扭曲来源检验表明,资本劳动比、企业规模因素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资源配置扭曲,而外资、出口密度、补贴强度和企业年龄等能够缓解扭曲。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汤吉军教授《沉淀成本、交易成本与政府管制——兼论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取向》一文,通过审视完全竞争和完全可竞争市场理论体系发现,在市场完全条件下,至少能实现拉姆齐最优;一旦引入沉淀成本和交易成本,规模经济、沉淀成本与交易成本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市场很容易失灵政府管制本身也遭受交易成本的困扰,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就会出现“管制刃锋”问题,所以需要理性权衡市场竞争、私人缔约和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深化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如何处理好产权、市场竞争与政府政府管制具有重大作用

浙江财经学院政府管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岭交流了论文《产权改革、市场竞争对城市供水行业的影响——基于地级市数据的经验分析》。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权改革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市供水行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并且产权改革程度与供水行业综合生产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提高城市供水行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固定资产投资。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海洋交流了论文《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议价能力估算》。论文通过建立讨价还价理论模型,证明了谈判过程中让步成本较小的一方获得的收益较少。论文还通过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估计谈判底线,估计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议价能力。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都低于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此中国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永健在论文《红利上缴背景下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研究》中研究了红利上缴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影响,通过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说明,虽然较高的分红比例符合中央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但会降低经理人的控制权收益,从而削弱其努力程度、扩大在职消费,影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教授沈红波等的论文《制度环境与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应》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管理层持股激励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实施管理层持股激励的公司经营绩效显著高于控制样本;国有控股企业采用管理层持股在股改后激励效应显著提高;在竞争性的产品市场,管理层股权激励有明显的正效应,但垄断性行业在股改后管理层持股激励效应显著提高。建议在实施管理层持股激励的同时,还应重视相关制度环境的改善。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应千伟博士交流了论文《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取授信额度吗?》。论文鉴于银行授信额度这一低成本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在公司融资和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利用2004年至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的政治关联能帮助它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尤其是更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授信额度。进一步他们还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治关联对企业获得银行授信额度的帮助更明显。论文的研究不单深化了对银行授信额度的理解,还深化了政治关联对公司融资的作用的理解。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谢琳等提交了论文《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与行政进入》,他们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市场化并没有减弱政治资本的作用,同时还增加了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但若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结合,这种收益将增加得更多,由此可能导致权贵资本的产生。

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周阳敏提交了论文《速生式资源优化、跃迁式转型升级与固始柳编生态化、产业化、集群化案例研究》。论文对固始柳编产业集群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并按照标志性事件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原始野生阶段、农林业阶段、手工业阶段、产业化阶段、集群化阶段和转型升级阶段等。研究结果表明,固始柳编产业之所以实现了跃迁式转型升级,最核心在于柳编能人带动的回归式产业转移,以及在生态化、产业化和集群化过程中自动实现了速生式资源优化。

五、工业化中的管理思想与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黄群慧研究员做了管理学研究方法:多元化与科学化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工业化后期是新的管理模式、管理思想大量涌现的时期,因此要重视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规范与创新。黄群慧研究员首先以管理方法屋的直观形式,将管理方法体系分为管理认识方法和管理实践方法两个领域,管理认识方法也就是管理研究方法又分为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方法、研究范式,以及具体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方法。对研究范式,他阐述了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详细剖析了管理学研究的七个范式: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数学学科范式、心理学学科范式、经济学学科范式、历史学学科范式、社会学学科范式和系统科学学科范式。对具体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他重点论述了六种管理思维方法:直觉方法、权威方法、公理方法、案例方法、模拟方法、科学方法,并按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两个维度,对不同的研究方法就行了综合比较。他还列举了管理学研究中一些常见的思维逻辑错误。

在阐述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黄群慧研究员认为管理科学化仍是管理学发展主流方向,原因在于:j职业化的管理科学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系统的管理科学教育的不断发展,不仅促进了管理科学知识创新,而且为管理科学知识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奠定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基础。k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不断创新和完善,将使得科学方法在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范围逐步拓展,从而促进管理科学化的进程。l管理研究的专业化分工、专业管理咨询队伍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管理科学知识在管理实践的应用,另一方面激发管理实践对管理科学知识的更大需求,保证了管理学科学性的提高。黄群慧研究员认为,在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围绕管理知识的发现、形成、传播和应用,中国管理学发展的重点任务是:j在管理研究上,要正确处理管理研究的规范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推进自主创新思维与科学研究规范相结合。k在管理学科发展上,要正确处理管理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形成既符合科学逻辑、又注重实践应用的完善的学科体系。l在管理教育上,要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既要重视管理知识的国际学术前沿性,又要和本土文化相结合,和本国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m在管理实践上,要正确处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注重从管理实践中归纳管理理论、同时致力于应用管理科学理论指导管理实践。

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副主编李海舰研究员做了“关于案例研究的若干认识”的主题报告。李海舰研究员认为,案例研究是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构建中国本土理论的重要尝试。在学术界应提倡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使案例研究由非主流成为一种主流学术研究范式。

    但必须指出的是,案例研究不是广告宣传,案例研究不是写畅销书,案例研究不是解读成功,案例研究不是理论包装,案例研究不是事实描述,案例研究不是就事论事,案例研究不是简单举例,案例研究不是材料堆砌。鉴此,李海舰研究员从八个方面谈了他对案例研究的看法。j案例研究要有调查研究。案例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家在解决问题中通过创造性实践所形成的创造性想法加以概括、提炼、归纳、整合,形成新的理论。因此,调查研究是其根本。第一调查,看见看得见的东西;第二研究,看见看不见的东西。好的案例研究是在企业里“泡”出来的。k案例研究要有主题凝炼。一个优秀的企业,不仅是一座先进产品库,更是一座先进思想库。调查研究以后,抓住最大亮点,形成一个主题,然后围绕主题层层展开,做深做透。例如,海尔,企业市场化;蒙牛,社会办企业;安利,客户内部化;史密斯,无边界发展;等等。l案例研究要有架构体系。大企业家都是“悟”出来的。“悟”就是直觉、感觉、意念、闪念,处于零散、零碎状态,处于隐性、默会状态,没有条理化,没有显性化,没有系统化。作为学者,建立一个架构,对其进行梳理、归纳、凝练、完善乃至提升,形成观点—思想—思想体系。m案例研究要找本质规律。众所周知,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这个“理”就是本质规律。要把现象背后的东西挖掘出来,从个别上升为一般。因此,案例研究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n案例研究要有思想含量。大企业家都是大思想家。企业从发现问题开始,到解决问题结束,期间所形成的价值链为:发现问题—情景范式—思维范式—实践创新—理论概括—管理思想。因此,要把案例做成论文,制造新的概念,发掘新的思想,这是案例研究的重大使命。o案例研究要有国学底蕴。思维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也就是说,出路背后则是思维。基于中国土壤成长的企业,思想源泉都在哪里,国学则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案例一定体现“中国元素”,“中国元素”一定要有国学含量、国学成分。p案例研究要有探索功能。案例研究包括:总结昨天的成功,发现今天的问题,探索明天的出路,具有咨询性质。这里,即使是总结昨天的成功,也要研究当时决策的不同争议,外部的特定环境,以及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很多案例研究,只讲一致不讲分歧,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只讲成功不讲失败。q案例研究要有多个答案。在实践中,没有唯一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有好多种。同样一个问题,情景不同,理论不同,可有不同解决方案。因此,同样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唯一解,要找多维解。由此,案例研究需要引爆更多问题争议,引申更多理论思考,感悟更多思想启迪。


 

 [作者简介] 丁永健(1977—),男,江苏常州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艳莹(1974-),女,辽宁营口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王倩(1988—),女,辽宁阜新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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